常常看到一些舉報腐敗的貼子總有人回貼說：“有充足的證據就到紀檢部門去告啊，有狠就去把他告倒啊！如今各級紀檢部門都有舉報信箱、舉報電話，大門開著的，在這兒瞎說算什么好漢……”云云。說這種話的人要么自己是貪官，要么是貪官豢養的幫閑幫貪幫腐之流，因為這種貌似“理直氣壯”的背后，一是別有用心，二是表示對無奈之下只好網絡舉報的老百姓的蔑視和嘲諷，三是權勢者對弱勢群體的示威。全國著名的大貪官李真、王懷忠等人在倒臺之前，不是常常對老百姓說：“有狠去紀委告我啊！去把我告倒呀！你們告一次，只能使我升一次”嗎？
第一、老百姓能不能夠拿出貪官的腐敗證據？
我們首先要明確：老百姓的義務是提供官員腐敗的線索，而不是證據；紀檢監察部門的職責是根據線索使用偵察手段取得證據，否則就是失職。
官員作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，享有公權力，必須接受公民的監督。而憲法也規定，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，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；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，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、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。但是，在現實中，一個普通老百姓不能享有各種偵查手段，因此，他們對國家工作人員違法犯罪行為往往只能提供線索，不可能拿出足夠的證據。如果要求對官員提出批評、舉報的公民都必須拿出足夠的證據來證明自己所說的是事實，那么就可能讓相當一部分公民不敢對官員大膽提出批評、舉報，以防被刑事追究。這就無形中損害了公民的批評權、監督權，有損于民主法制社會“權力必須接受監督”的核心價值。
因此，一個普通百姓的義務只能是提供官員腐敗的線索，由紀檢監察部門利用自身的權力使用偵察手段去取得證據。從法律的角度講，如果普通百姓運用手段去獲取貪官的腐敗證據，則是違法。再說，如果老百姓舉報腐敗必須拿出足夠的證據，那還要紀檢監察部門干什么呢？
下面以在全國巨大影響的南京某房管局前任局長周久耕、湖北蘄春縣教育局在任局長劉建文事件為例予以說明。
南京群眾認為周久耕有腐敗行為，但他們不可能拿出周久耕腐敗的證據，只能提供其線索，于是將周久耕吸剩的“天價煙”小小煙頭在網絡公開，以引起紀檢部門的關注。南京市紀委就是通過這個“小小煙頭”的線索，再利用偵察手段查出了周久耕的腐敗事實。南京市委、市紀委這種實實在在地反腐敗精神，的確是值得全國人民敬仰和向往的。
與此相反的是，蘄春縣數百群眾幾年前就在省委、省政府主辦的《荊楚網．投訴熱線》發貼數千份，舉報蘄春縣教育局現任局長劉建文各種腐敗問題千余個，以及由此引發的轟動全國的“蘄春網絡‘誹謗’案”又暴露出大量證據，可到現在仍沒有引起該縣任何紀檢監察部門的關注。無論是南京網民提供的“小小煙頭”，還是蘄春群眾舉報的千余個腐敗問題，都只能算是線索，相比而言，蘄春群眾提供的線索比南京網民的“小小煙頭”重要得多，查起來也容易得多。因此，在全國報紙、電視、廣播、網絡一齊出動，重炮猛轟的情況下，蘄春縣能夠頂住壓力，對此事表現出集體失聰，劉建文至今無人查、無人問，照舊當官，的確令人費解。
第二、老百姓向紀檢部門舉報有沒有用？
眾所周知，群眾向紀檢部門舉報的程序是：如果匿名舉報，各級紀檢及監察機關是不予理睬的；實名舉報，則層層往下批轉；電子郵件舉報則是由工作人員處理。這里面有一個關鍵因素：紀檢部門處理案件是分級別的，一級管一級，層層往下批，絕不越級處理。
例如舉報某縣教育局長，舉報信（包括電子郵件）發往中央、省、市各紀檢部門，無論多少，最后全部批轉到縣紀委，由縣紀委處理。正如某熱點文章所說：“地方紀檢辦案，不是群眾舉報誰就查誰，也不是誰的問題大就查誰，而是某個領導讓查誰就查誰，領導不讓查，貪個金山銀海也是清官。”事實的確如此。所有舉報信集中在縣紀委，如果舉報的是副科級及以下干部，查誰不查誰，由縣紀委書記決定；正科級一把手，查誰不查誰，由縣委書記決定。所以，無論向哪兒舉報，也無論舉報信多少（哪怕三尺厚），最后只由一人說了算，所以只要把某一個人搞定就可以安然無恙，照樣當官。一個正科級一把手（如教育局長），要擺平某一個領導是非常簡單的，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，既可以直線，也可以曲線，還可以“圍魏救趙”。因此，“地方是反腐懲貪還是縱容包庇，取決于某個領導的政治素質和道德良心”，這句話是有深度的。當然，也不能說領導保護腐敗就是缺乏“政治素質和道德良心”，而是因為同在一條船上，保護對方是為了保護自己。否則的話，何必要頂著保護腐敗的惡名，被廣大人民群眾和全國輿論指責呢？但是，領導雖和腐敗同一條船，并不是領導政治覺悟低，而是在無意識中被別人有意識地拉進了這條船，等到發覺上當，已是身不由已了。
我們常常聽到貪官們豪氣沖天地叫老百姓去紀檢監察部門告自己，卻沒有任何貪官叫老百姓去網上舉報自己。這充分說明，貪官對紀檢監察部門是信任的，對網絡則是害怕的。
第三、老百姓該如何反腐敗？
當然，首先是向紀檢監察部門提供某官員的腐敗線索，由紀檢部門利用本身的權力和偵察手段取得證據。但正如法學專家、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先生所說：“可以通過組織途徑來解決，但是組織途徑往往不公開，一些舉報信息在系統內部逐漸被消化了。”所以毛教授還強調：“舉報腐敗應該減少對組織途徑的依賴，只有公開才會有利于法治社會的形成。”（《南方周末》2007年9月13日第10版）于是，時代造就了網絡舉報。中央黨校學者劉素華教授深有感觸地說：“新年伊始，人民日報與人民網一項調查顯示，87.9%的網民非常關注網絡監督；當遇到社會不良現象時，99.3%的網民選擇網絡曝光。……我們不得不承認，數量龐大、無所不在的網民正在成為重要的監督力量。可以說，網絡監督從來沒有像今天這般引人注目。它已成為暢達民意，維護權益，鞭撻腐敗便捷而有效的手段。”（《人民日報》2009年2月6日第11版）
在今天，網絡已經起到較大反腐作用，比如陜西周老虎事件、云南躲貓貓事件、南京周久耕事件、溫州“購房門”事件等等，皆是匿名網民暴料，引起社會關注，最終才得以還原真相、懲惡揚善的。但是，我們必須看到，也有極個別腐敗分子在權勢的保護之下，是不怕網絡和輿論的。哪怕輿論、媒體、網民鬧得天翻地覆、驚天動地，他們如“鴕鳥”般，不看、不聽、不理、不問，真正做到了“任憑風吹浪打，我自閑庭信步”，只要某一級紀檢部門、某一位領導對其起到保護作用，無論誰都是沒有辦法的。當然，這種情況畢竟是特例。
但即使這樣，說總比不說好。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，哪怕不能解決任何問題，出出心中悶氣也是好的吧。再說，烏云遮不住太陽，即使遮住了也只能是一時，腐敗的烏云終將被正義的陽光驅散，總有一天會昭然若揭的，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。
